鬼才導演Elia Suleiman的三部曲－sabah

從「失蹤紀年」(Chronicle of a Disappearance, 1996)、「妙想天開」(Divine Intervention, 2002)到「時光在此停駐」(The Time that Remains, 2009)，伊利亞蘇雷曼(Elia Suleiman) 透過他迥異非常的拍片手法，帶領著觀眾一步一步地靠近他的故鄉—拿撒勒城(Nazareth)。

（本文同步刊載於中阿文經2012年9月號）

拿撒勒城位於現今以色列北部，世人皆知耶穌基督在拿撒勒成長，這裡也是當初天使報喜告知馬利亞懷孕的地方。它在歷史上先後經歷拜占庭帝國、阿拔斯王朝、十字軍東征以及後來阿拉伯的傭兵時期(Mamluk)，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輪番上陣劃下印記，於是我們可以看見教堂、清真寺、修道院等在此地駐足的痕跡。西元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緊接著戰爭爆發，以軍很快地便佔下拿撒勒城。於是儘管拿撒勒城內有超過半數的居民為阿拉伯人，但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以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伊利亞蘇雷曼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生於此地。

伊利亞蘇雷曼生於1960年，他的父母親經歷了1948年阿拉伯人口中的「大浩劫」，相較於當時許多因之逃離家園淪為難民的巴勒斯坦人，伊利亞蘇雷曼的家人選擇留下，成為留在以色列領土中那少數族群的一份子。長大後的伊利亞蘇雷曼自我放逐到紐約，他開始接觸電影拍攝，十年後他再度踏上自己的故土，並在西岸的Birzeit大學任教。伊利亞蘇雷曼早期雖也拍過幾支實驗性短片，但真正打出知名度則仍是得從96年替他贏得威尼斯影展「新銳導演獎」(Luigi De Laurentiis Award)的「失蹤紀年」算起。

本文要介紹的這三部作品中，很難會看到我們一般看電影時所習以為常的那種具有上下起伏、高潮迭起、極富劇情的故事，取而代之的，伊利亞蘇雷曼著重在日常生活細節，他以重覆的場景片段取代了所謂的電影情節、以多條小支線代替了電影的整體性。更有趣的是，這三部電影，伊利亞蘇雷曼皆親自上陣演出，影片中的他，都沒有台詞，看不出喜怒哀樂，多數時候，他只是用一雙木然的眼睛觀察著周圍發生的事，漠然到你真有股衝動想衝破螢幕去扯扯他的衣袖，問他現在究竟在想什麼。乍看伊利亞蘇雷曼的作品，你可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拿到壞掉的光碟片，否則畫面為何有如跳針一般三不五時就來個重複。這一切與我們過去熟悉的以巴勒斯坦為主題的電影截然不同，多數的巴勒斯坦電影慣於透過大量對話、賺人熱淚的故事來處理「檢查哨」、「隔離牆」、「自殺客」等敏感的政治議題，但伊利亞蘇雷曼的作品恰恰是用完全對比的方式，幾乎是以一位靜默局外人的身分細細闡述他的故事。

1996年的「失蹤紀年」基本上是導演從海外回到自己家鄉後所觀察的心得，伊利亞蘇雷曼在片中便是飾演自己。電影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的標題是「拿撒勒—個人紀事」，內容由一連串並不相關的瑣碎細節組成，那些細節是居住在拿撒勒的巴勒斯坦人每天生活的寫照：一對父子總要把車開到紀念品店前去打架、紀念品店的老闆每天整理著櫃上的商品，數著錢也從沒有笑容、老夫妻對著電視螢幕睡覺。此外，還穿插好幾段專訪，我們看著作家、神父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當我們以為談的大概又是1948年的歷史，卻發現那是一段又一段與1948年無關的獨白，神父講的是聖經中的場景，而作家則一再重複從祖父那兒聽來的伊斯坦堡趣聞，這一點都不像我們所想的巴勒斯坦電影。第二部份為「耶路撒冷—政治紀事」，電影跳出重複的畫面，卻上演起荒誕的黑色喜劇，一位希伯來話講得十分流利的美女，在耶路撒冷找房子卻處處碰壁，只因她是阿拉伯人；一車來勢洶洶的軍隊停車後，竟然只是在牆邊排排站小解，其中一位還因為動作太慢在匆匆上車間把行動對講機掉在路邊，而最後對講機流到美女手中，她用希伯來話在某個夜晚玩弄調動所有耶路撒冷的警車，讓以色列警察空忙一場。在這部份影片也不乏伊利亞蘇雷曼對自己的嘲弄，畫面背景是對這位導演的專訪會，我們還沒聽到導演發聲演講，只看到不停出狀況的麥克風以及台下頻傳的手機來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伊利亞蘇雷曼在全片中沒有透過任何角色來表達他對失去巴勒斯坦的想法，但是在第二部份中的一開頭，配樂卻傳來一首阿拉伯歌，歌詞唱著「為什麼我們要打仗？我們曾是朋友。傾聽內心深處，你會聽到真相。」事實上，在拉賓時代，我們確實一度看到了以巴的和平曙光，然隨著拉賓被刺身亡、激進派伊斯蘭組織不斷發動的攻擊，以及96年上任的納坦雅胡走起強硬路線，這種種使得以巴和平之路再次走向遙遙無期之日，不知伊利亞蘇雷曼當時看到這樣的政治景況，是否也在做著最後的呼喊，對和平的渴想？

事隔六年，伊利亞蘇雷曼拍攝了「妙想天開」。電影的一開頭便是一群巴勒斯坦少年把一個穿著聖誕老人裝扮的大叔追到山頂，當大叔無路可逃地回過頭來，他的胸口竟早已被插著一把刀。「妙想天開」同樣以「拿撒勒」與「耶路撒冷」為題分為兩部份，在拿撒勒篇中，我們看到伊利亞蘇雷曼再度運用多線敘事的手法來描寫當地人的每一天：永遠在站牌等車卻始終不見車影的男子、垃圾互相倒在對方後院的兩戶鄰居、總把足球踢到別人家頂樓的孩子等，還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是幾個大男人拿著球棒對著地上猛打猛罵，最後還衝出一個大塊頭拿著手槍砰砰了幾聲，觀眾正以為要出人命時，沒想到挨打的對象竟是一條小蛇，這倒楣的小蛇被打得七葷八素尚嫌不夠，最後還要被扔到火窯中去烘烤，這些畫面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在耶路撒冷篇，伊利亞蘇雷曼扮演一位必須照顧住院父親的兒子，有著一位住在西岸的愛人，為了能與愛人見面，他和女友每天各自開車到檢查哨的停車場，因為唯有那裡他們才能彼此依偎。「妙想天開」雖如「失蹤紀年」同樣由若干不相關的日常生活片段組成，但是卻多了許多超現實的元素，這是這部電影最大的特色，也使得整部電影更加荒謬可笑，好比當伊利亞蘇雷曼把吃剩的果子核往外一扔，一台以色列坦克就這樣爆破；為了能跟女友一起過關，伊利亞蘇雷曼吹了一個印有阿拉法特相片的汽球，汽球緩緩上升吹過了檢查哨，而當以色列大兵正愁著該不該把汽球打下的同時，這對苦命的戀人終逮著機會一起偷偷過了關；還有一幕更不可思議的是片末出現的忍者女天兵，不僅刀槍不入還可以飛到空中，只消隨便拿著地上石頭一丟，以色列軍就全數掛點，甚至靠著一把會飛的彎刀，就連直升機也難逃被轟的命運。

又過了七年，伊利亞蘇雷曼再度執鏡，拍起了「時光在此停駐」，這部作品被視為其半自傳。電影可看作四段，分別為「父親的年少時光」、「伊利亞蘇雷曼的童年」、「伊利亞蘇雷曼的少年」及「再度回鄉」。這部片是三部作品中情節較有連貫性的一部，描寫了1948年以來的這六十年，伊利亞蘇雷曼一家人的故事。在第一段故事中，我們理解到伊利亞蘇雷曼的父親傅阿德是一位愛國的熱血青年，雖是做重金屬工，卻私下幫著替巴勒斯坦人製造槍枝軍火，被以色列軍抓到後，輾轉逃出。這段基本上都是著眼於他父親的故事。在接受英國衛報專訪時，他表示，當父親後來生病時，他曾經要求父親將自己的故事寫下來以作為他日後拍片的根據，但是這位導演也承認內心的恐懼，擔心自己不夠成熟來處理這樣的題材。之後，他也試圖從母親的書信及朋友的回憶中找回那個年代的痕跡，當電影正式開拍，他們回到自己的故鄉時，左鄰右舍也提供了不少的資訊，這些都成為了電影中又荒誕又真實的場景。在第二段故事，我們看到的則是已經結婚生子的傅阿德每天的生活，在這部份，伊利亞蘇雷曼細說生活瑣事的慣用手法再度浮現：傅阿德和朋友的夜釣、伊利亞蘇雷曼的母親坐在陽台寫信、鄰居爺爺三不五時替自己澆一身油想自焚等。第三段故事，伊利亞蘇雷曼已經長大，因為擅自破壞以國國旗而離開家鄉，他的父母也逐漸老邁。而最後一段故事，隨著伊利亞蘇雷曼的再度返鄉，他把在家鄉所觀察到的一切謬相再度搬上螢幕：一個出來倒垃圾的年輕人在家門講手機，後方的以色列坦克砲口就對著他瞄準，走到哪講到哪砲口就跟到哪；又或者像是宵禁時刻，以色列軍向著舞廳裡的巴勒斯坦青年喊話，喊到最後非但沒人理，自己甚至也跟著音樂搖擺…等。

儘管多數人在觀影時，好把伊利亞蘇雷曼的作品歸類為「以巴議題」，不過，伊利亞蘇雷曼在拍完「時光在此停駐」後接受許多平面雜誌(如filmmaker magazine、electronic intifada等)的訪問中，皆一再表明這些作品要呈現的意象並非僅止侷限於「以巴領土」的問題上，他認為電影中的場景畫面應該要能帶給世界各地的觀眾共鳴。好比「時光在此停駐」片中，有一幕是伊利亞蘇雷曼撐起竿子跳過以色列的隔離牆，他便指出，這道牆不是只代表著以巴之間的隔閡，像這樣阻擋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隔閡存在於世界任何地方。

鬼才導演伊利亞蘇雷曼的作品不靠灑狗血的方式來闡明自己的拍攝立場，他的黑色幽默極富自我風格，很多鏡頭或許不是一看便能立刻理解，但他獨到的手法，絕對讓人印象深刻。